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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由于对第三人的权利不能以有利于受益人的信赖保护理由而受到损害，如果某一行政行为使一个人授益，而同时对第三人产生负担效果，则该授益性行政行为原则上都应当被撤销，对受益人的信赖利益仅可采取财产保护。

由于对第三人的权利不能以有利于受益人的信赖保护理由而受到损害，如果某一行政行为使一个人授益，而同时对第三人产生负担效果，则该授益性行政行为原则上都应当被撤销，对受益人的信赖利益仅可采取财产保护。

而公民不服从是一种政治行为，它不求助于个人的道德原则和宗教理论，不能单独地建立在集团的或自我的利益的基础之上，[32]它依赖的是表现了一个民主社会特征的公共正义观，[33]而不是个人的正义观。[14] 由于过于强调正义、法律的相对性，Pascal已经陷入某种程度的相对主义。

[12]公民不服从似乎背离了宪政对冲突的解决之道。[20] 载何怀宏编：《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8页。[18] [英]威廉·葛德文：《政治正义论》（第一卷），何慕李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68～169页。[25]只有像卢梭那样的理想主义者才坚持，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26]法律乃是公意的行为，[27]而公意永远是公正的。接下来的问题是，当代中国到底存不存在公民不服从现象？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存在公民不服从现象。

任何一种理论都不大可能凭空产生，也不可能是孤立无倚的。在派尼斯河的这边是真理，到了那边就是谬误。有学者认为，裁量基准是行政机关为行使裁量权而制定的内部规则，仅为内部使用。

法律由于大量的不确定法律概念的使用，使得私人对行政决定的可预见性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而已。而这些都包括在裁量基准之中。[29] 参见〔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83-284页。3．行政自我拘束原则的转换 行政自我拘束的法理根据在于信赖保护原则或平等对待原则。

1．成文基准与不成文基准 从总体上来看，行政裁量基准的表现形态大体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成文基准，即以统一的规范性文件的形式集中展现行政裁量所遵循的基准。行政法规范的实施需要行政裁量的补充，而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广泛存在和法律效果的可选择性必然导致行政裁量存在着一定的自由空间。

这才是合理的行政过程。我国地方政府规章已有将设定裁量基准义务化的规定，[9]有必要在未来的《行政程序法》上设置一般性要求。（3）行政管理事项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影响。2004年国务院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国发〔2004〕10号）中明确提出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应当在行政决定中说明理由（第20点）。

从外部来说，在相同案件中适用裁量基准是当事人平等权利的要求。接下来就需要结合具体的领域，总结过往的经验，经比例原则的考量，最终设定裁量基准。经民警劝阻无效，被处以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这种变更，是否会发生与信赖保护原则相抵触的问题呢？虽然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是行政法规范，行政法规范未曾变更，而只是其裁量基准发生变更，似不侵犯当事人的权益。

[42] 即使已设定了基准，但有时也会出现不适合公布的情形，例如将不受制裁的违法行为明确后可能助长违法行为。德国的法理和判例上虽然重视裁量基准的价值，但其《联邦行政程序法》并未就此作出规定。

[22] 应当说，行政裁量基准具有两面性。[27] 参见叶必丰：《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版，第73页。

第一，控制行政裁量的运作。[日]山下竜一「裁量基準の裁量性と裁量規律性」法律時報85巻2号（2013年2月）24頁参照。从平等原则出发，应将设定裁量基准规定为行政机关的义务。[8] 参见[日]盐野宏：《行政法总论》，杨建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9页。这一主张也得到了二审法院的认可。（二）行政裁量基准的设定程序 设定裁量基准的活动不是行政立法，故而不必遵循如行政立法那般程序。

而裁量基准的存在则使得这种可预见性进一步得到了提升，进一步明确了裁量应遵守的规则，限制了行政裁量的范围，减少了法的不确定性，使行政裁量能够前后一致，保持一种适当的公平。行政裁量基准明确设定之后，它能有助于抑制行政人员的恣意，有助于防止其向政治诱惑或者压力妥协的可能性，有助于防止其考虑不相关的因素而滥用权力。

法院对原告的主张并未作出直接回应，而只是认为，被告依据裁量基准的规定，对原告处未补扣补缴个人所得税一倍罚款，在法定的处罚幅度内裁量适当。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这里接着分析是否有必要将其义务化，该义务的根据何在等问题。裁量权基准的制定程序，按照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办理。

为了寻求一种平衡，信赖保护原则苛以行政机关以义务，它要求行政机关作出行为、承诺或者规则等具有一定授益性和可预见性的行为之后，私人对此产生了正当合理的信赖，行政机关在变更相应的的法律状态时应对这种信赖加以保护，否则即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日本有学者将其称作基准裁量，区别于个案中的处分裁量。如此，裁量基准只有对内的拘束力。在行政过程中，行政机关常常独自占有大量的可影响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信息，行政相对人在此情况下只能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而无从知晓行政机关会作出何种裁量。

[40] 但《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91条第2款规定，裁量权基准由享有裁量权的行政机关制定，或者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制定。（二）设定裁量基准的义务化 宪法上的平等条款是拘束行政权的宪法原则，同时也能成为私人获得平等对待权利的基础。

由此，法院就能对内部规则进行审查。在1971年个人出租车执照案中，对于《道路运输法》第6条抽象规定的颁发执照基准，日本最高法院指出，行政厅根据具体的个别相关事实从多数人中选择少数的特定者，决定是否给其发放执照……即使是内部的，也应当设定将其旨趣具体化的审查基准，并公正而合理地予以适用。

[20]也有学者提出，合理（合理设定且合理适用）的裁量基准虽然没有百分之百的法的拘束力，但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法的拘束力，介于法规命令与解释基准之间，其法的拘束力一部分来自于授予裁量的法律根据，一部分来自于法院的认可。而饮酒程度的区分实际上是进一步地补充要件，按照比例原则的要求，对应不同幅度的罚款。

当然，禁止机械适用裁量基准，可能会导致行政机关负担过重。[12]这是针对课予义务、限制权利等不利行政行为所提出的要求。特别是和惩戒不同，一般的许可认可的撤销（撤回），是比例原则所涉及的，最终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先例拘束性。行政机关一般应该依据其作出处理决定，否则可能构成滥用行政裁量权，造成显失公正的情形。

[19] 截然区分裁量基准的性质是不妥当的，裁量基准并非毫无拘束力。囿于法律规范与现实之间的矛盾，立法者基于分权的要求仅能作一般性规定。

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44] 与尽可能地具体化类似，我国地方政府规章提出的要求是应当对行政裁量权的标准、条件、种类、幅度、方式、时限予以合理细化、量化。

2．裁量基准与解释基准 在我国的实践中，存在着适用规则与裁量基准的二分，[4]这种区分类似于国外的解释基准与裁量基准的区分。这时，私人可以据此提出引起，如果没有实质的差别，应该受到平等的对待。